记者生涯回忆 王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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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匆匆，往事若梦。不经意间，中日两国互换记者已历经40个春秋，而我以北京日报记者身份常驻日本距今也35载了。

    难忘东瀛初旅

    作 为从外交部派驻日本的记者，我的记者生活也许只算“客串”。我是在“文革”尚未结束、中日关系也处在微妙时期成行的。1969年5月23日，我与新任中日 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负责人赵自瑞结伴离北京启程。当时我俩是被催着离京的。因为“文革“的原因，首批常驻东京的贸办首席代表、代表和随员以及记 者都相继回国，留守东京的只有后派出的两个人，一位是王作田、一位是《文汇报》的蒋道鼎。国内说，那里人太少，你们得赶紧去。于是我于3月下旬得到通知， 即办了到新华社工作的手续，在国际部和摄影部实习一个月，还到《北京日报》报了到。
    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时值文革内乱，各新闻单位基本停止 了外派记者工作，而外交部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掌管下，已从造反派那里收回了外交大权。从工作考虑，外交部认为需要派一个人到第一线了解情况。于是刚刚恢复 工作的韩念龙副部长召集第一亚洲司长张彤、日本处长方晓、原处长陈抗、副处长李孟竞、丁民等开会研究人选，结果认为我以记者身份去比较合适。又虑及中日交 换记者协议有“一社一人”的规定，就与有关各方商量，决定我以《北京日报》记者名义前往。我因而成了外交部派的首任、也是最后一任驻日本的记者。当时我在 感到突然之余也感谢组织上的信任。记得那年五一节，我和赵自瑞还应邀登上天安门东侧的观礼台。说实在的，当时能出国工作是挺光彩的。
    中日两国虽说一衣带水，但当时的感觉却相当遥远。这第一次履新之旅，尽管一切顺利，也花了三天。
    启 程那天，一早乘飞机到广州，下榻广东省政府的迎宾馆等火车。翌日晨乘火车去深圳，在海关办完出境手续，吃一顿午饭，便拖着行李，走过约百米长的罗湖铁桥， 然后转乘港英当局辖下的火车到九龙，再乘渡轮去香港岛（当时隧道未开通），住进香港中国旅行社招待所等入境许可。那时，我们只能到日本驻香港总领馆办理入 境手续。因日本称中国为“中共”，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不是在我们的护照上加盖证章，而是发给另纸“渡航证明书”。幸好这个手续可由香港中国旅 行社代办，省得我们去看他们的脸。
    手续办得顺利，我们在香港住了一夜，便于25日下午去启德机场，乘坐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班机飞往东京了。
    因 是初出国门，一切都感到新鲜，留下的印象也格外深。5月的广州，满眼绿树鲜花，高大的椰子槟榔树随处可见，对我这个北方人来说，如此南国风光实在迷人。而 不少广东人头戴斗笠，肩挑担子，赤脚满街走的光景，也令我新奇不已。天气闷热，宾馆里又没有空调，怕蚊子而钻到蚊帐里，躺在湿漉漉的床上,那滋味更令我这 个北方人至今难忘。
    走进深圳海关，高大的建筑物使我感到国家主权的神圣。看到罗湖桥头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我更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但那时的深圳不过是一个小渔村，做梦也不曾想到它会有今日之辉煌。
跨过罗湖桥进入港英地界，神经一下子绷紧了。为了人身安全，我们处处紧跟前来迎接我们的港中旅的两名职员，寸步不离。进了招待所立刻把房门锁上。
    那时候，大陆因公去香港的人少之又少，我们身着中山服又格外显眼，生怕被台蒋特务之类的暗梢盯上，惹出麻烦。因此，这次在香港没有逛街，拿到渡航证明书就匆匆离开了。香港的模样是后来过往七、八次才看清楚的。
    飞 机降落羽田机场时，已华灯初上。我们一走下舷梯，日本国会议员古井喜实、田川诚一和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冈崎嘉平太、工作人员大久保任晴、金光贞 治、饭岛俊武等就迎上前来握手问候，并引领我们走过特殊通道，来到机场大厅。原来他们已事先为我们办妥了入境手续。真没想到，在当时两国无邦交的情况下， 我们却受到了贵宾待遇。
    在大厅里，我们受到各界朋友的热烈欢迎。各家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们也到机场采访。在他们看来，中国增派东京贸办人员和记者是个新动向。当天的电视和翌日的报纸都发了消息。
    受 到如此热烈的欢迎，赵自瑞和我当然都非常高兴。但我们心里很清楚，这种欢迎并不是对我们个人的，而是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使者”的欢迎，这种欢迎表达了 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怀，更饱含着早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热烈期待。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几乎断绝了同外界的交往，而当时日本掌权的是佐藤荣作内阁， 除了东京贸办和常驻记者外，再没有别人能到日本来。

    住进“孙平化宿舍”

    离开羽田机场，茫茫夜色中，驶过高速公路，很快到了“家”。这个家门牌是涩谷区惠比寿3丁目35番地23号。所以大家都叫它“惠比寿”。它地处高级住宅区,邻近札幌啤酒厂，进进出出路过厂房时，还能闻到阵阵酒香。
    我们这个家原是三菱矿业的宿舍，占地面积约两千平方米。1964年东京贸办开设后，物色地皮盖房，选定该址。因日本法律规定，做贸易不能购置地产，便以首席代表孙平化个人名义办了购置手续。1966年冬开工，1967年7月建成，买地盖房共花了两亿日元。
这个俗称“孙平化宿舍”的建筑是一座马蹄型的灰楼，地上三层供办公和居住用，地下的一层是车库和机房。楼房中间是一个绿草茵茵的院子，四周是高高的白色围墙，顶部装着外向的铁剌。  
    我 和赵自瑞来时，除了王作田和蒋道鼎两个单身赴任的假光棍住在二楼外，楼下还住着一个叫冈本的日本人厨师，他曾是一个日本兵，后来在解放军里当上营级干部， 有着一番传奇式的人生经历。1958年回国后，受到监视，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顿。东京贸办开设后，因日方限制人数，国内来不了厨师，便找他帮忙，这也是在 生活上扶他一把。他回国后一直游离于日本社会之外，到了惠比寿，便以此为家，平时很少出门，倒是比他年轻几岁的妻子三天两头来看看，还做日本料理给我们打 牙祭。
    除冈本厨师外，东京华侨总会还派来不少华侨子弟协助我们工作。这些年轻人是我们惠比寿这个“家”不可缺少的成员。他们出于炽烈的爱 国热情，从开车、打字、当翻译、应答电话、当会计管总务、招待客人到打扫卫生、安全保卫等等，无活不干，且一丝不苟，任劳任怨，使我们感到得心应手。正因 为有了他们的帮忙，我们的工作效率很高。

    在特殊时期工作
    
    我到东京后一段时间内，记者只有蒋道鼎 和我。我们俩相对而坐，遇事一起商量，互相看稿改稿，会客采访也常常相伴。后来，又来了《人民日报》记者李守贞，《光明日报》记者刘德有作为首席记者也重 返了岗位。我们几个年轻人就在首席记者的领导下工作，而整个记者团又受东京贸办领导。贸办和记者团的同志们同吃同住，工作上有分工有合作，配合十分默契， 堪称“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由于当时没有使馆，东京贸办和记者团是中国在日本的唯一窗口，日本的友好团体和各界人士有事都来找我们。尤 其到1971年，随着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关系解冻，日本国内要求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空前高涨，来访我们驻地的客人也多了起来，到外面请我们吃 饭，恳谈和打探消息的也越来越多，新华社布置的采访题目也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陡增，常常出现夜以继日连轴转的局面。但是，大家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不怕 苦，不怕累，讲团结，讲协作蔚然成风。由于大家形成合力，又有一群华侨职员的得力协助，记者团的工作曾受到新华社的表扬。
    我们几个记者虽然在领导关系上各有所属，但稿件都是发往新华社，而不是给自己所属的报社，采用的稿件一律冠以“新华社XX日电”，不署记者名字。尽管如此，大家仍是拚命地采访，写稿。说实在的，当时真是一不图名，二不图利。
    提 起当时的工作条件，今天的年轻记者朋友们可能难以想象。别说没有电脑，不能浏览网上资讯，没有通讯专线，没有手机，就连传真都没有。写稿子靠手写，交打字 员译成明码电报后，再派专人送到国际电话电报公司（KDD）发出。到后来才安了一台传往KDD的电传机，由打字员明码译出，再打成孔带传过去。这算是一大 改进，既省去了开车送稿的麻烦，又大大提高了时效。
    当时，记者团里没有专业摄影记者，摄影业务全由我们文字记者兼任。外面拍了照，回来得钻进暗室冲洗，夏天闷热，在里面操作，常常是汗流浃背。
    1970年前后，日本国内的学生组织和农民、市民团体举行的反美、反越战、反体制斗争仍然不少，他们除了采取集会、游行和静坐等方式外，有时采取激进行动，与警察机动队发生暴力冲突，一方投掷火焰瓶、石块砸人，砸车，另一方则用高压水龙，催泪弹等制压。
    为 了获得第一手材料，我们常常是头戴硬塑盔帽，腕戴“PRESS” 袖章到现场采访。有时跟踪采访游行示威的队伍，要在大街上行走一、两个小时，有时深入集 会场所采访到深夜，有时则冒着危险在“枪林弹雨”下采访群众与机动队暴力冲突的激烈场面。为此，我们曾两次遇险。一次是夜里到日比谷公园的露天会场采访 “革马派”等过激学生集会。当我穿过一片小树林时，突然间飞过来一块大石头，差一点就被击中。另一次是到位于伊豆半岛的伊东市采访过激学生反对一个国际会 议的斗争，我的助手刘美河的额头被催泪弹壳崩出一个大肿包。
    约在1970年，我在采访一次街头斗争时还受到了警察的阻拦。那天夜里，激进派学生和警察机动队在日比谷公园前的大街上发生激烈的暴力冲突。我和我的助手刘美河赶到现场时，只见第一劝业银行总行前火光闪烁，盔盾涌动，硝烟弥漫，双方激烈对阵，打得不可开交。
    为抢拍镜头，我跟许多日本记者和外国记者一起，正猫着腰跨过路障时，警察把我一个人拦住了。不可理喻的是，当我出示记者证，说明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记者时，一个警察请示他的上司后竟说，“中共”的记者更不能进去。这样，一场“故意妨碍采访事件”便发生了。
    我一面与现场警察交涉，一面将此事报告东京贸办负责人赵自瑞，又通知日方的窗口单位—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请他们赶到现场处理。当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的人到达现场时，已经过了午夜。
回到办公室后，我们立即将此事报告国内。第二天，在驻地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向日本媒体说明情况，谴责警察歧视中国记者并妨碍采访的行为。
    此事也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国内很快传来了他的三点指示：一是要求日警察向我记者赔礼道歉；二是要求日方保证我记者的人身安全；三是要求日方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日 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古井喜实、田川诚一和冈崎嘉平太更为焦虑。他们知道，既然周总理都说了话，要想不了了之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能妥善解决，难说会对 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才实现的记者交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正是他们最担心、也最不愿看到的。因此，连日里他们四处奔走，努力推动政府给中方一个满意的答复。
    压力之下，日警方的态度很快出现了软化迹象。他们通过日本的电视、报纸自找台阶， 辩解说“这是一场误会”，“王记者穿着一件风衣，现场的警察以为是一个日本职员”，又说，“这是为了王记者的安全”，云云。
    不日后，古井喜实、田川诚一转达了日本政府的态度，称日政府对发生此“误会”表示遗憾，以后将保证记者安全和采访正常进行。
事情至此，我们也就适可而止，一场风波算是过去了。
    从1969年5月赴任到1973年3月,转入驻日使馆工作,近四年的记者生涯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度过的,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赴 东京履新时，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气氛笼罩下的国度一脚踏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两个国家的反差之大，使我思想上受到巨大冲击，也引起不少思考。 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断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为纲”“反帝反修”路线的禁锢下，不少思维和言行举止在今日看来未免滑稽可笑。
    当 时 的日本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举办过奥运会的东京已相当繁华，彩色电视机正进入寻常百姓家，电话也已普及，私家轿车犹如潮涌，电视里的商业广告令人 眼花缭乱。。。。。。目睹这些，我想这大概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吧，尤其当我看到许多日本家庭用洗衣机时，不禁产生拒绝反应：“衣服人不去洗叫机器洗， 这不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么，我们中国人和洗衣机是永远无缘的了。”
    在文革气氛下，我们的驻地是一个红色的“国中之国”。建筑物上挂着红色的标语牌，所有在里面工作的人都穿着国内时髦的灰涤卡叽中山服。一次我回国时，还特意买了灰制服送给每个华侨职工和日本厨师。这是最好的礼物，大家如获至宝，高兴极了。
    听说我来前驻地里一度还搞“早请示，晚汇报”，背颂“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完全是把国内的做法搬了过来。后来，一位华侨职员严华新勇敢地坦陈己见，说：“我一定按《老三篇》的教导去做就是了，何必要天天背诵呢。”这样，经请示国务院才煞了车。
    但 学习“老三篇”的心得体会一直是我的采访内容。每当“老三篇”发表纪念日到来之前，新华社必电示我们采访写稿，我们就得通过日共（左派）和日中友好团体找 学习“老三篇”的先进人物。记得我们曾采访过一个送牛奶的工人和一个友好商社的老板。那个送奶工每天一大早就把牛奶送到每家每户，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就 被写成是学习“老三篇”的结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体现。那个老板去参加广交会，合同签不下来时，就给同去的职员发一本《毛主席语录》，一起朗诵“下 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也被当成日本人活学活用“移公移山”精神的典范。
    上述种种，都是记者生涯中一段挥之不去的亲身经历，如今想起，恍若隔世，感慨万端，不禁感叹时代的巨大变迁。

    受到周总理接见

    1972年1月，我奉命回国述职。有一天，接到外交部办公厅通知：晚上九点钟到人民大会堂，周总理要接见。
    我 如时到了人大会堂，因周总理正在会见松冈洋子率领的日本妇女代表团，我独坐等候了两个钟头。11时许会见结束，周总理从会见厅走进旁边的一个小房间。紧接 着，我被一位工作人员引领进去，隔着一张小桌子，坐在总理的对面。虽说我这个无名之辈是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受到这位伟人的单独接见，但不知怎的，当总理亲切 地问候说“泰平同志，你在日本工作辛苦了”时，我的紧张情绪顿然消失，眼睛也一下子湿润了。接着，当我看到工作人员端着小托盘给总理送来饭时，心头不禁涌 起无限感动。啊，总理真是日理万机，不等吃晚饭就见我。
    总理边吃边与我谈话。近一个小时工夫，问了关于日本的不少情况，也作了重要的指示。
    总 理首先问了日本政局的情况。当我说到佐藤政权去日不多，觊觎政权的福田赳夫和田中角荣的暗中争斗渐次明朗化，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三木武夫和中曾根康弘为 阻止福田政权诞生，正实行四派联合，形势变得对田中有利时，总理向我详细询问了田中的情况和田中一旦上台后中日复交的可能性。我说，中日复交的问题已成政 治焦点，谁当选下届首相都必须面对，而四派联合的基础也正是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在这个问题上，大平、三木、中曾根的态度已经明朗，据田中身边的人告诉我 们，田中上台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总理听后说，1964年中法建交，本想日本也能跟上来，结果拖到今天也未解决。现在，围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变得有利了，解 决中日关系的条件走向成熟，日本政局的变化应成为一个转机，你们在第一线，要冷静观察，准确把握形势，还要相机推动。又嘱咐道，政局流动多变，不能掉以轻 心，今后要以政局为采访重点，多报情况，多提看法和建议。
    接着，总理问及创价学会的情况，我就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介绍了这个组织的历史和 现实情况，如创始人牧口常三郎的反战和遭遇、池田大作会长强大的号召力、下层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础、号称1000万人的组织规模、组织的高度严密性、发展 会员的“折服”功夫以及公明党对它的依附性，等等。
    周总理说，看来这是个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又说，小资产阶级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摇摆性，随着条件的变化，可能倒向这边，也可能倒向那边。。。。。。要加强引导。他们主张恢复日中邦交，要给予鼓励，对创价学会和公明党要多接触。
    总理还问我，在日本当记者是否去过工厂、农村。当我回答“去过一些工厂和农村，还到农民家住过”时，总理指示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要了解别人，宣传自己。他说，要想了解日本，宣传中国，就要广泛了解各种情况，光看报纸是不可能真正了解日本的。
    当我从提包里掏出从日本带回的一本厚厚的《中国年鉴》给总理看时，总理说，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比中国对日本的研究深入得多，细致得多。这点我们应向日本学习。
    总理还问我，“听说琵琶湖污染，鱼也死了，你去看过没有，究竟是不是这样？”我说“我去过，的确是被污染了”时，总理露出了十分婉惜的表情。接着，他若有所思地说，1917年到日本留学，在日本呆了一年半，其间曾到琵琶湖游览过，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我们的谈话结束时已是午夜时分，周总理约我到人大会堂三楼小礼堂看电影。当时国内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和《军阀》等几部日本电影，作为反面教材，也开始在内部放映。
    当我随周总理走进小礼堂时，在京的各单位从事对日本工作的负责人正陆续走进会场。我找了个靠后的位置，刚坐下来，不曾想总理却从前面的位置上站了起来，转过身呼喊我的名字，并招手让我过去。我不便推辞，只好应声走上前去，坐在总理身边。
    那天上映的是《啊，海军》。看到电影里出现江田岛时，总理问我是否去过。我告诉总理说，我已去采访过，它离吴港很近，战争期间是联合舰队司令部和大日本帝国海军士官学校的所在地，现在仍有海上自卫队的学校，但气氛已经与战时大不相同了。
    看完电影，周总理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我，与我握手告别。几十载过去了，那次握手一直温暖着我，鼓舞着我。
  
    王泰平，1941年生，辽宁省人，曾任驻大阪总领事等职，1969年5月至1973年任《北京日报》记者。